1999—2000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·先秦、秦汉

shz990503
2021-12-06 14:27: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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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态及其变革,土地赋税制度

殷周社会性质:在1999年底天津举行的“社会形态及相关学术研讨会”上,中国早期社会性质是讨论的焦点之一,会后也陆续有争鸣文章刊发。朱凤翰《从生产方式看商周社会形态》(00/2)提出,如果保留“封建社会”的提法,则中国古代典型的封建社会应是西周,商后期社会不宜称奴隶社会,但是否封建制度,仍不明朗。战国以后社会应从“封建社会”这一名词脱离开。晁福林也主张中国没有经历奴隶社会,但他认为商代是氏族封建制的典型阶段(商代社会性质研究/史学理论研究99/1)。王和提出《从突破部族社会桎梏的意义认识周初变革》(史学月刊/00/3)。董立章认为《西周并非实行种族奴隶制》(华南师报00/2),因为殷周同祖,三代实行的是战俘奴隶制。李根蟠从《齐语》和《小匡》的有关记载比较切入,论证了西周的士农区别,指出当时的“士”是封建等级制下的下层贵族。(从《齐语》和《小匡》看周代的士农关系——“西周士为自由民”说质疑/中国经济史研究99/4)。

战国秦汉的社会变革:李根蟠系统地论述了《春秋战国农民份地的私有化和地主制经济的形成》(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增刊)。黄今言比较深入地了《汉代庶民地主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》(同前)。此外还有傅兆君的《论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对立运动的发展与经济制度的创新》(中国史研究99/4)和叶行昆的《论商鞅变法与制度创新》(财经研究99/2)。

社会组织:林甘泉论述了《秦汉帝国的民间社区和民间组织》(新燕京学报00/5),指出乡里具有基层行政组织与民间社区的双重角色,分析了民间社区的公共生活、自治功能及其与封建国家的关系。王彦辉探讨了《汉代豪民与乡里政权》(史学月刊00/2)的关系。马新《记两汉乡村社会中的宗族》(文史哲00/4)认为,两汉宗族是以父权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宗法共同体,把持乡里,州县行政,成为相对独立的、集政治、经济、武装于一体的社会单位。它是一把双刃剑,它的势力的发展是导致了东汉王朝瓦解的重要原因。仝晰纲也探讨了《春秋战国时期乡村社区的变异及其社会职能》(文史哲99/4)。

土地制度

:袁林推出了《两周土地制度新论》(东北师范出版社00/1),该书涉及广泛的方面,力图从新的角度提出和论述新的问题,除绪言外,全书29?3万字,分六章,依次为:所有制理论问题(包括所有制问题、社会形态问题、前资本主义公社问题)、西周土地制度研究、春秋战国时期土地制度的变革、战国土地制度研究、“井田”论研究、国家授田制的演化和最后消亡。

李学功的《世纪回眸:井田制问题的再认识》(青海师范学报/99/1),肯定了井田制的存在。赵云旗进行了《中国土地买卖起源再探讨》(学术月刊99/1),根据陕西岐山出土的铜器铭文,认为中国土地买卖起源于西周中叶恭王时期,发展于商鞅变法之后。

赋税财政制度:

“初税亩”这个老话题又有新争议。晁福林《论“初税亩”》( 文史哲99/6)认为,春秋时期鲁国的“初税亩”与当时该国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,它只是谋划中的事,并未付诸实施。鲁国土地赋税制度的真正变革,是春秋晚期的“用田赋”。 尚友萍主张“初税亩”是对私田中的休闲田和非休闲田一律收税,从而改变了以前只征收一夫百亩的税制。(论“初税亩”/河北学报00/6)。刘雪河则认为《先秦实物地租并不起源于“初税亩”》( 河南师范学报99/1)。李根蟠《周人“百亩而彻”解》(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99/4),指出“彻”法是周代实行的与土地规划分配相联系的、有固定税率的一种租税制度。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,它是与公田私田划分相联系的限额劳役地租制,这时候的“彻”法也就是“藉”法或“助”法。春秋中期以后,税亩制代替了藉田制,地租形态变了,但“彻”法的一些基本特点仍然保留,“彻”的名称也延续了下来。黄天华《论秦代赋税结构及其变革》(广东社会00/6)认为秦代首创赋税与徭役并行制,田租、口赋和徭役是其三大支柱。这方面的文章还有:刘源/商代祭祀所用牺牲的纳贡与征收/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辑1999;黄天华/论秦代赋税结构及其沿革/广东社会科学00/6;沈颂金/秦代漕运初探/中国经济史研究00/4;李桓全/也谈两汉田税的征收方式——与臧知非先生商榷/江西师范学报00/1(文章批评了两汉“亩收三升,按百亩征收”的说法)等。

商品与市场

涉及先秦的文章有:李晋凤/尧文化与平阳商人/运城高等专校学报00/4;杨升南/徐祗朋/邢台地区商文化中的商品经济/史学月刊99/1;李雪山、黄延延/商代商品贸易探微/殷都学刊99/2;周代借贷性质的转变/松辽学刊00/2等。

涉及秦汉时代的文章有:李埏/论古代商人阶级的兴起——读《史记•货殖列传》札记/中国经济史00/1;缪坤和/《史记•货殖列传》所展示的分工与商品经济析论/思想战线00/6;黄今言/论两汉时期的集市贸易——以乡市、里市研究为中心/中国经济史研究99/4;朱德贵/秦汉时期市场的多层级性/安庆师范学院学报00/6;陆建伟/秦汉时期市籍制度初探/中国经济史研究99/4;王刚/汉代“市租”新探/中国经济史研究00/4等。

农业与环境

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:

专著有严文明的《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》(科学出版社,2000年8月),收集作者有关文章47篇。关于这方面的以《农业考古》最为集中。该刊每期都有“农业考古发现与研究”、“稻作起源研究”等专栏,有时还有特辟的专辑,如1999年第3期有“纪念马家浜文化遗址发现40周年专辑”,2000年第1期“中石期文化国际研讨会选辑”也牵涉早期农业,等等。限于篇幅,这里只介绍该刊以外的有关文章。安志敏的《中国稻作文化的起源和东传》(文物99/2)列举了稻作起源说种种,指出不论“阿萨姆—云南”说或“东亚半月弧”说,都不象长江中下游说那样富有考古学物证的支持。文中有中国史前栽培稻出土统计表,计有137项。朱乃诚的《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新发现和新思考》(东南文化/99/3),依据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新发现,提出稻作农业的起源和早诜⒄剐问绞侵行钠鹪础⒈咴捣⒄沟目捶ǎ?吹咀髋┮荡笤荚诠???0000年起源于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,于公元前7000年后发展于“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”区边缘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钱塘江地区,并逐步向淮河流域推进。关于这个问题的还有:郭雁冰/江淮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浅析/中国农史00/1;沈志忠/我国原始农业的发展阶段/中国农史00/2;向安强/原始稻作农业形态探研/中国农史99/2;张锴生/中国最早的稻作与稻作农业中心/中原文物00/2;程世华/试析良渚文化农具“千篰”的用途/古今农业00/4等。

先秦农业:

高光晶的《释“[上“劦”下“口”]田”》( 文史99/4)认为“[上“劦”下“口”]田田”是祭神与农耕的结合词。李根蟠《从银雀山竹书看战国亩产和生产率》(中国史研究99/4),考证战国粮食亩产量可达每周亩二大石,劳动生产率已能做到“民食十五之谷”的水平,比西周有大幅度提高;又指出中国上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力提高,并不伴随着每个农户所能负担耕地的增加,而是主要表现在粮食亩产量的增加。此外还有杨钊的《先秦时期的渔捞业》(农业考古99/1)、《先秦时期的园艺、林业、蚕桑生产技术》和《商周时期的林业》(农业考古/00/3),倪根金的《由<诗经>探索周代森林和林业的发展》(农业考古99/1),凤良的《<诗经>所见的麦子种植》(历史地丛99/2),郭睿姬的《<诗经>中周代水资源和水生动植物资源及开发利用》(农业考古/00/3)。

秦汉农业:

张齐政《从古代农书看公元前一世纪西汉与罗马的农业生产水平》(中国农史99/2),指出汉代中国与罗马,都是以农为本、以农立国,农业生产水平有着明显的提高,西汉农业生产水平超过了罗马,在农业思想上双方都有自己独特的方面;但中国长时期实行的是主谷制农业,而罗马却无意识地做到了植物生产与动物生产之间的基本平衡,奠定了以后的不同发展方向。杨生民根据大量考古资料,翔实地论证了《东周秦汉时期犁与耕作方式的变化》(首都师范史学研究1辑)。陈国灿的《“火耕水耨”新探——兼论六朝以前江南地区的水稻耕作技术》(中国农史99/1),认为“火耕水耨”源于“水耕水耨”。此外还有:朱宏斌、樊志民/秦农业地域与生产结构之演替/古今农业/00/1;赵淑玲、昌森/论两汉时代冬小麦在我国北方的推广普及/历史地理论丛99/2;杨际平/再谈汉代的亩制与亩产——与吴慧先生商榷/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00/2;禹平/论秦汉时期的养马技术/史学集刊/99/2)。

作物名实考辨:

先秦秦汉古籍中的“稷”是什么作物,唐宋以来争讼不息。李根蟠、吴舒致回顾了争论的缘起和演变,从穗形、播种期、生育期,读音,字源,作为“五谷之长”的地位等方面提供了《古籍中稷是粟非穄的确证》(农业00/5;李根蟠/稷粟同物,确凿无疑——千年悬案“稷穄之辨”述论/古今农业/00/2)。但马瑞江的《稷名实考》(中国农史00/4)认为“稷”是高粱。沈志忠的《先秦两汉粱秫考》(中国农史99/2)则认为粱秫即高粱。

环境变迁与资源保护:

气候史方面,李春海了《西周末期的干湿状况》(中国农史00/3),根据敦德冰心记录和金田泥炭记录推断西周末期为暖期,并进一步结合和考古学资料佐证,确定西周为暖湿期或非连续干旱期。徐云峰根据甲骨文的资料《再论“雪”字的由来及商末气候的变迁》(古今农业/99/2)。周伟作了《商代后期殷墟气候探索》(地丛99/1)。生态思想史方面,李根蟠比较系统地论述了《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的理论》(古今农业99/1),并对其理论基础和意义作了探讨。另有郭文韬/《月令》中的生态学思想初探/古今农业00/1;胡远鹏、宫玉海/从《诗经》《山海经》看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/文史杂志99/5。灾害史方面,杨振红作了《汉代自然灾害初探》(中国史研究99/4),黄今言等作了《汉代自然灾害与政府赈灾形迹年表》(农业考古/00/3),朱晓红论述了《先秦诸子的抗灾赈灾措施》(史学月刊/00/3)。此外还有:黄渭金/试论河姆渡先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/农业考古/99/1。

民族与地区经济

农牧界线与民族经济:

白音查干阐述了《最初人为农牧分界线的确立》(历史地理论丛00/1)。他通过对赵长城和秦长城的实地考察和对比研究,发现赵长城是中原农耕势力向北拓展时修筑的,更多考虑了可耕地的括入,从而有天然农牧分界上建立了人为的农牧分界线。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。唐晓峰根据山陕北部发现的鬼族考古遗存提出《鬼方: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》(历史地理论丛00/2),指出鬼族之后,战国匈奴出现之前,在山陕北部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骑马游牧民族。自新石器时代始,今山陕北部长期以来是原始农业的分布地区,后因气候变化,逐渐演变为半农半牧区,遂以这种形式长期与晋南的农业区相对峙,其间出现比较稳定的半农半牧地区与纯农区的分界线,即后来司马迁所说的龙门—碣石线。张元诚分析了《西汉时期汉人流落匈奴及其影响》(中国边疆史地研究00/2)。还有人进行了《两汉楼兰道研究》(西域研究99/3)。

地区经济:

主要成果有黄今言主编的《汉代江南经济述略》(江西人民出版社99/5),全书分概说,人口、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,农业经济的开发及其区域特征,手成就及其与中原的关系,运输业的开拓和管理,城市兴起与商业的演进,赋役征课与人民的反抗斗争等7章,计23.5万字。这是该论题的第一部专著。中亦不乏颇有新意者。如李小波的《盐铁经济与汉末巴郡分化》(中国经济史研究00/1),把行政区划史与社会经济史联系起来考察。朱世陆的《汉武帝时期江南、岭南经济地位的变迁》(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00/1),从与经济的作用与反作用的角度,探讨汉武帝加强对江南与岭南控制前后,江南与岭南经济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地位的变迁。周万利据考古发掘资料,阐述了《战国秦汉时期西南铁农具的传播与分布》(西南师范学报00/1)。淮河流域经济的研究颇受重视,有关有任重的《两汉时期淮河流域农业经济在全国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探讨》(农业考古/99/1),李修松的《两汉时期淮河流域农业生产述论》(同前)和《西周时期淮河流域工商业及交通简论》(安徽史学99/3)。《农业考古》00/3刊登了向安强的长篇《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农业探析》的第二部分。有关还有:岳庆平/汉代岭南农业的地域差异/史学月刊/00/4;王社教/论西汉定都长安与关中经济发展的新格局/历史地理论丛99/3;刘玉堂、边湘义/夏商时期湖北地区的农业经济与文化/社会科学动态00/12等。

思想及其他

先秦经济思想以《管子》为多。陈永汉的《管子——杰出的经济管家》(经济管理出版社99/11)包括四部分:一、绪言;二、管子与《管子》;三、杰出的经济管理学家;四、《管子》简注及大意解说。全书计72.6万字。曹俊杰作了《管仲与色诺芬经济思想之比较》,包括两人对财富、劳动分工、货币、价格等方面认识的异同。于清华论述了《<管子>的市场和市场调节思想》(河北经贸学报99/1)。杨善群考证了《<管子•轻重>的写作与源流》(管子学刊/00/2)。《管子学刊》还有多篇研究《管子》经济思想的文章。浙江财经学院财政系课题组从义利思想(涉及的是道德与经济的关系)和理财思想(涉及国计民生,核心是富国与富民的关系)两个方面阐述了对《孔子经济思想的再认识》(经济论丛99/2)。

秦汉经济思想仍以《史记•货殖列传》研究为多。如许碧晏/从《货殖列传》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/广西学院学报/00/4;罗群/从《史记•货殖列传》看古代早期的市场理论/云南教育学院学报/99/4;惠富平/试论司马迁的农业经济管理思想/中国农史99/等。

关于本末论,李家钊的《商鞅本末观再考察》(苏州学报00/4)认为,商鞅的“本”涵盖了农业生产和对外作战两大项,“末”包括了农战以外的一切罗致财富、追求显名的行为。商鞅的“本末”观,既是一对经济范畴,又是一对范畴。王双论述了《不抑富商大贾,力主自由放任——《吕氏春秋》的商业观》(学术月刊99/2)。傅允生也有《战国时期的农商关系与本末论》(浙江学刊00/5)之作。王彦辉则阐述了《东周秦汉时期的工商政策与豪民兼并:兼论“以末致财,用本守之”》(东北师范学报99/3)。

综合性论著

重要成果有《中国经济通史》的《先秦经济卷》和《秦汉经济卷》。周自强主编的《先秦经济卷》上中下三册,125.1万字,除绪论外分远古至夏商、西周、春秋、战国4编,内容包括农业(农牧渔猎)、手、商业、、货币、城市、财政以及土地制度、阶级关系和变革等内容,是迄今最为详尽的先秦经济史。林甘泉主编的《秦汉经济卷》上下册,80万字,全书22章,分别为绪论、人口分布、农田与水利、农业生产、畜牧业、林业和渔业、土地所有制形式、土地经营方式、土地继承与土地买卖、手工业生产、手工业中的生产关系(以上为上册)、商业与都市、产品价格、货币、赋税、徭役、财政、封建国家的经济统制政策、交通运输、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与资产、不同阶级和等级的生活消费、少数民族的经济(以上为下册)。规模恢宏,内容全面,代表了该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,论者评为《一部开拓创新、求实崇真的力作》(中国经济史研究00/4,黄今言书评)。宁可主编的五卷本《中国经济史》第一册包括了先秦卷和秦汉卷也是内容全面、富有特点的先秦、秦汉经济史的综合性著作。

集:

黄今言的《秦汉经济史考论》(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8月,32万字)收入20篇,为作者近10余年的作品,内容涉及经济形态、区域经济、传统市场、赋役制度、国家财政以及养兵费用、后勤保障等诸。后记谈到谷霁光指导作者研究经济史的路数:“研究经济史也要重视上层建筑,经济方面可以从疑点较多的税收财政入手进行突破,而上层建筑则可以与此相关联的军制作为研究重点,使二者有机结合,相互印证。”徐扬杰的《家族制度与前期封建社会》(湖北人民出版社,33.5万字)共3篇,其中第二篇是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问题,多与经济史有关。

其他:

王玉哲的《中国远古明史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)全面叙述从原始社会到西周的,其中包含不少关于社会经济史的内容,如第4章“唐虞夏与先周——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”。第7章“商代后期奴隶的数量,‘众’或‘众人’的身份及商的社会属性”,第8章“商后期的经济发展”,第14章“西周的社会经济”。 杨宽的《西周史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),其中第二编是“西周时代的土地制度、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”包含六章:1、井田制的生产方式和村社组织;2、西周金文所见贵族私有土地制度;3、论西周时代的农业生产;4、“籍礼”新探;5、西周时代的奴隶及其从事的生产;6、西周发达的手工业生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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